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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联系优势 促进琼港合作走深走实******

　　本报记者 刘操

　　通讯员 张佳奇 陈启杰

　　2022年12月10日至11日，海南省政府代表团赴香港招商。在港期间，与多家企业会谈，积极宣传推介海南自贸港。海口市、三亚市政府分别与多家知名港企签署合作协议。会谈一场接一场，签约一个接一个，琼港合作打开新局面，取得了新成效。

　　2019年以来，省政协按照省委安排部署，发挥联系优势，组建省政协琼港经济合作发展推进工作组，助推一大批琼港合作项目落地，促进琼港合作走深走实，全力助推海南自贸港建设。

　　建立健全工作机制

　　香港与海南地缘相近、人缘相亲、商缘相连，琼港合作交流日趋频繁，成果不断凸显。

　　琼港合作发展起步早、起点高。2019年11月23日，省政协琼港经济合作发展推进工作组（以下简称推进工作组）成立，主要围绕重点领域推动重点项目合作，组织琼港两地开展合作交流，加强琼港合作机制建设。

　　推进工作组成立后，确保信息及时准确反馈；每月召开工作碰头会，每季度召开工作推进会，每半年召开一次工作汇报会，有力助推琼港经济合作取得实效。同时，还充分利用全球投资服务热线，通过“企业服务员”制度和“横向协调、纵向联动”的部门与市县园区联动机制，为香港企业提供各类投资咨询。

　　经过不断完善，截至目前，推进工作组已有16家成员单位，下设宣传、人才、琼港经济合作发展示范园区、旅游合作、钻石珠宝首饰业合作、新型离岸国际贸易、零售业合作、医疗卫生合作、金融合作、会展业合作10个工作专班，每个工作专班都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了专项工作方案。

　　2020年6月1日，《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正式公布，绘就了海南自贸港的建设蓝图，也吸引越来越多海内外投资者的目光。在这样的背景下，琼港携手合作，共同推进海南自贸港建设，在政协履职中变得格外重要。

　　2021年11月18日，经过多方筹备，琼港经济合作发展咨询委员会成立，咨委会聘任来自香港各相关领域有代表性的专家、学者和权威人士，作为推动琼港经济全面合作的“智库”。集思广益，接受海南省的咨询，共同形成符合琼港实际条件和实际需要的具有前瞻性、全域性、操作性的建议和意见。

　　助推一批重点项目落地

　　2021年9月28日，中国海南自由贸易港琼港澳服务业合作示范区成立。相关工作专班专程赴广州南沙、深圳前海等地，学习考察粤港合作的经验做法。在此基础上，工作专班经过多次研究讨论，初步明确了琼港合作示范园区建设的总体思路，制定园区建设工作方案。

　　2022年，立足“香港所长、海南所需”，省政协推动海口、三亚分别与香港方面签订琼港经济合作发展示范区建设战略合作协议。

　　记者从省政协了解到，截至目前，推进工作组共助推琼港合作项目554个，投资额约27.1亿美元，琼港合作示范区建设、琼港服务业珠宝业合作、赴港招商推介、香港专家参与海南税制改革研究等工作正有序推进，合作发展态势良好。

　　伴随着推动琼港经济合作的一系列工作，一大批香港企业已快速行动起来，谋求与海南自贸港深化合作。

　　去年12月，省政府代表团赴港招商期间，国泰航空公司主席、太古可口可乐有限公司主席贺以礼认为，未来几年，海南将成为太古集团投资增长最快的省份。太古集团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整合资源，推动各大板块加速布局海南，加强人才储备及技术创新力量，助力海南自贸港建设。

　　嘉里集团董事长郭孔丞说，集团将发挥优势，推动更多东南亚高端游客到海南旅游，同时将助力海南提供更多高附加值的旅游产品，提升旅游服务水平。

　　香港珠宝首饰业商会主席黄绍基说，期待海南自贸港在政策突破、人力资源供应、优化税制等方面进一步落实落细，吸引更多香港企业投资海南。

　　委员发挥优势为深化合作建言献策

　　近年来，在推进琼港经济合作过程中，围绕两地企业家的所盼、所需、所想，省政协主要领导多次走访港区省政协委员，希望港区省政协委员积极助推琼港交流合作深入开展，利用好琼港各自的资源优势、政策优势、人才优势，推动琼港合作重点项目建设，发挥示范引领效果。

　　省政协委员也积极聚焦“琼港”融合发展，纷纷建言献策。香港弘盈国际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张留兴建议，用好琼港各自资源优势、政策优势、人才优势，大力推进旅游业、现代服务业、零售业、珠宝业等行业制度型开放和衔接，推动琼港合作重点项目建设，发挥示范引领效果，打造好“共建自贸港，琼港大合作”品牌。

　　观澜湖集团主席兼行政总裁朱鼎健在履职过程中一直在思考如何加强香港和海南之间的互动，助推海南自贸港建设。他提出，现代服务业是“海南所需”“香港所长”的领域，琼港两地可以积极进行合作。

　　海南法立信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符琼芬表示，为了适应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需要，要充分利用海南自贸港法赋予的特别立法权和各项优惠政策，在琼港法律服务的借鉴和融合发展方面先行先试，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提供优良法治环境。

　　（本报海口1月10日讯）

古代王朝更迭时，前朝货币都去哪儿了？(2)******

到了隋朝，得益于政治上再度实现南北统一，广泛的全国市场也重新出现。汉末长久以来的政治动荡与分裂使得铸币五花八门、轻重不一，也需要一种新的货币规范。隋文帝开皇初年，采用相对来说比较合乎标准的五铢钱，大约每千枚重四斤二两，但整体市场上的钱币很杂乱，民间仍有私铸的现象。开皇三年（583），要求各个贸易关口严格查钱，合乎标准的钱才能入关，而不符合标准的钱要没收改铸，一些旧钱如常平五铢（北齐）、五行大布（北周）、永通万国（北周）等钱，两年内禁止流通。于是，开皇五年（585）以后，逐渐形成了以隋五铢为主的货币。

五铢钱的大小、轻重适中，采用与文字一样高低的外郭，从而保护钱文，使之不容易磨损。至此以后，古代钱币的基本重量固定下来，即便是在唐废五铢钱以后，新钱的大小轻重仍然以五铢钱为标准，被称为是“中国历史上用得最久、最成功的钱币”，今天新疆一带乃至乌兹别克斯坦境内也有五铢钱出土。

唐宋货币，其生命超越创造它的王朝

货币在唐代产生了重大变革，首先体现在货币的名称上。唐以前的货币，以五铢钱为典型，差不多都是以重量为名称，从这个意义上看，钱币依然是一定重量的“铜块”，而唐朝开始，钱币改称“宝”，如通宝、元宝，并冠以当时的年号。在钱币学家看来，这说明货币更加具有社会意义，钱币成为支配人类社会的“宝物”。

如前文所述，钱上铸年号，两晋南北朝时期已经有了，唐代最开始铸造的钱币也并不是年号钱。唐高祖统治初期，仍用隋之五铢钱和其他古钱币。武德四年（621）七月，废五铢钱，行开元通宝钱，“径八分，重二铢四累，积十文重一两，一千文重六斤四两”。（《旧唐书·食货志》）从此，铜钱不再以重量来铸名，而是改称“通宝”流通。通宝即“通行宝货”，唐人有“钱者通宝，有国之权”的说法。同时，开元通宝将五铢钱时代的二十四铢进一两改为十钱进一两，是度量单位上的大变革。

值得一提的是，武德年间铸造的这批钱币究竟叫“开元通宝”还是“开通元宝”，争议持续了上千年。《旧唐书·食货志》里说：“其词先上后下，次右左读之（即直读，开元通宝）。自上及右回环读之（即旋读，开通元宝），其义亦通，流俗谓之开通元宝钱。”史书讨巧地认为，两种读法都是有道理的，便将这一问题的最终答案抛给了后来者。当今主流观点认为，虽然唐宋期间的不少文献都有“开通元宝”的说法，然而，两晋南北朝以降，钱文的读法为直读，唐初的货币也应尊重这一传统，也就是读作“开元通宝”。

开元通宝，一般也被称为开元钱。这里的“开元”比唐玄宗的“开元盛世”早了一百年，因此并不是年号钱。它的含义，从字面意义上讲，似乎就是想要开创一个新纪元，将从前旧的、不够完美的痕迹抛弃，寄寓着美好的政治想象。也由此，后世还有仿铸“开元通宝”的现象。

清代民间铸造的“开元通宝”。来源/王钊《开元通宝的产生及意义》

唐乾封元年（666）所铸造的“乾封泉宝”才是正式的年号钱，然而没有行用一年就作废了。此后，唐代还铸造过许多年号钱，如乾元重宝、大历元宝等。毫无疑问，唐钱中最为重要的当属开元钱，它是唐代三百年间最主要的钱币，唐以后还流通了上千年，且其轻重、大小成为后来制钱的楷模。宋时有诗人叹道：“半轮残月掩尘埃，依稀犹有开元字。”甚至到了清朝，较为偏僻的两广地区市场上仍然流行着开元钱。

开元钱对周边国家也有深刻的影响，东至今朝鲜、日本，西至今阿富汗境内，都有开元通宝的仿铸和使用。以开元钱为核心，形成了一个货币文化体系，维系着整个东亚、东南亚的货币制度稳定与区域经济发展。

史家常以汉唐并举，其发行的铸币同样也是如此。五铢钱自汉武帝元狩五年起，在汉朝三百多年没有什么变动；而唐代武德四年（621）起用开元通宝钱，两三百年间也没有什么变动。吕祖谦说：“自汉至隋，惟五铢之法不可易；自唐至五代，惟开通之法不可易。”（这里使用了“开通元宝”的读法）足见五铢钱、开元钱深刻的影响。

到了宋代，货币文化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宋代铸币书法布局优美，每个皇帝统治时期几乎都有新的铸币，甚至每隔几年就会出一种新钱。

从货币经济价值上看，这种多变的铸币看似并不利于交易的稳定，实则不然。不同种类的宋钱，变的是上面的年号，而钱的大小轻重几乎不怎么变化，年号可以看做钱币的年份版次，不同版本的钱币并不阻碍其流通。

宋代的货币文化深刻影响着周边地区，越南在北宋时期开始铸造与中国钱相似的货币，朝鲜的铸币也自北宋始。在高丽、日本、交趾三国，宋钱都是主要流通货币。从唐朝至明末，流入日本的中国铜钱在日本作为主币使用。彭信威先生将镰仓幕府时期的日本称为“宋钱区”。

唐宋钱币在明清依然得到一定流通。明代铸币规模较小，明代流通的铜钱中，明钱只占一小部分，大部分是唐宋钱，就连私铸，往往也是铸唐宋钱。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说，在福建漳浦县，嘉靖三年四年用元丰钱，七年八年用元祐钱，九年十年用天圣钱，万历三年又用熙宁钱。《日知录》中也提到“予幼时见市钱多南宋年号，后至北方，见多汴宋年号…………间有一二唐钱。”这些宋钱，质精且多，被称为“好钱”，甚至有不少是从地下掘出来的，导致本朝发行的新钱“废不用”。（《五杂俎》）看上去，明人对各式各样的宋钱都充满了偏爱，什么都用，就是不太爱用自己本朝发行的钱币，这也是颇为奇特的现象。

货币与政权的命运

新朝历战乱而建立，往往经济凋敝、百废待兴，市场上铸币芜杂，轻重不一，导致交易中诈伪横行。因此，便有了规范货币使用的要求。前朝的货币命运如何，一定程度上也要取决于新铸币的质量好坏，能否真正替代旧钱。历代也有过以官方发行的新铸币兑换民间缺斤少两的“恶钱”、兑换民间流通的古钱币，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新旧钱币实现平滑地过渡，而旧钱依然在市场上继续流通。

铜铸币之外，中国历史上一度通行过纸币。元代极力推行纸币“宝钞”，限制金属货币的流通，但是在维持纸币币值稳定的方面，是非常失败的。元末通货膨胀、物价高涨，人民生活困难，而元朝政府也无力处理趋于崩溃的经济体系，进一步滥发钞票，只是雪上加霜。列宁的名言“毁灭一个社会的最有效的方法是，毁灭其货币”足证这段历史，在无法遏制的纸钞持续走低与国内日趋紧张的局势之中，元朝走向灭亡。元代的宝钞，也随着政权的灭亡而消泯了。

元至元通行宝钞。来源/中国钱币博物馆

明朝初年，也仿照元朝的做法，用钞不用钱，后来才加以变通。直至纸币价格不受控制，才最终以银钱支付。明正统以后，宝钞并不通行，“钞”用以表示货币却已经深入人心，明末仍以“钞”表示货币，如“银钞”或“钞银”，实际上指的是银、钱，而不再专指纸币。

清军刚入关时，允许明钱流通：“初户部以新铸钱足用，前代惟崇祯钱仍暂行。”（《清史稿·食货志》）我们今天看到的崇祯通宝，其背面印有满文的“宝泉”，或有汉文的“清忠”，两个对立政权的象征全然出现在同一枚货币之上，或许与此有关。

随着清人建立起全国范围内的稳定统治，前朝的货币便随着朝廷的禁令成为历史。《清史稿·食货志》中说：“馀准废铜输官，偿以直，并禁私铸及小钱、伪钱，更申旧钱禁。嗣以输官久不尽，通令天下，限三月期毕输，逾限行使，罪之。”就是在说，清朝在稳定之后，要求回收铜钱到官府，并且严禁私铸、严禁旧钱。

然而，长久以来市面上通行的古钱很多，一朝禁止势必导致经济动荡。康熙二十四年（1685），学士徐乾学上疏，认为只要便于百姓生活，古钱、今钱可以共同使用，而且这是自古便有的事情，“自汉五铢以来，未尝废古而专用今”。而且，在钱法混乱、经济动荡的时候，能够“资古钱以澄汰”，所以古钱得以易代流通。康熙帝认同他的说法，“尽宽旧钱废钱之禁”。乾隆二十二年（1757），两广总督李侍尧请禁旧钱伪钱，清廷则重点查收吴三桂留下的“利用”“洪化”“昭武”等伪钱，仍允许旧钱的流通。（《清史稿·食货志》）

清廷虽然严申钱币之禁，但其重点打击对象，其实是民间私铸和一些抗清势力铸造的伪钱。当然，这并不是说清廷支持古钱的流通，清代有组织地回收旧钱并折价兑换为本朝铸币。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愈发密切，货币种类日益繁多，铸币方面既包括传统的白银、铜钱等，也有外国流入的洋钱。晚清引入了新的铸币技术，铸造新的“铜元”，但只通行于部分省份。

广东省造每百枚换一圆光绪元宝铜币。来源/中国钱币博物馆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